对择校仅仅出台禁令是不够的。在“叫停”的同时,更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解决后续问题的智慧。无疑,处于亢奋状态的择校热,一旦被人为中断,如果不加以“善后”,更多的问题仍会滋生。叫停择校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教育公平。
杭州市最近宣布,公办义务教育完全按学区招生,即实现“零择校”目标,当地市民称之为“史上最严格的择校限制令”。昨天,新华社播发“新华视点”予以关注。
“零择校”是一个呼唤多年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在择校泛滥、择校力量又十分强大的今天,有一天突然听说“零择校”实现了,怎不让人多有意外?
当下,择校费之高已经到了骇人的地步。1月19日广州日报披露北京市景山学校择校费高居榜首,高达25万元;紧随其后的北大附小18万元、实验二小17万元。该择校费是北京教委统一要求的数额(最高3万元)以及人情关系费、中介费等的总和。这等价码,是富人笑穷人哭,硬生生把教育公平扔到爪哇国去。如此推崇有钱就能撞开优质教育之门,还剩下几分廉耻?
今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审计署联合下发《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八条措施》,收“择校费”等义务教育阶段违规行为将被禁止。禁止择校,各地规定不少,不过,国家层面的明确规定加深了人们对于实现“零择校”的信心。
在叫停择校的时候,需要有所准备。对择校仅仅出台禁令是不够的。在“叫停”的同时,更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解决后续问题的智慧。无疑,处于亢奋状态的择校热,一旦被人为中断,如果不加以“善后”,更多的问题仍会滋生。叫停择校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教育公平,而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是教育公平的关键“指标”,如果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状仍未撼动,那么硬踩刹车的后果只能是对现有不公平状况的容忍。
其一,在叫停之时,“好学校”和“坏学校”的反差还明显存在,人皆有“优选”之心,当显性的择校“杠杆”失去时,还会有其他“杠杆”来代替,比如学区房。杭州一些家长坦言,可以预见,杭州关闭公办“择校”通道后,购买学区房将成为更大的热点。这样一来,“拼爹”还是少不了。与“特权择校”相比,通过购买学区房择校的确算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金钱游戏只会进一步攫取穷人的空间。
其二,杭州叫停公办校择校,当民办校拥有唯一的择校便利时,择校只会更加疯狂。事实胜于雄辩,在杭州,禁了公办“择校”,民办“择校”大热,多所学校招录比创新高,有的学校甚至接近13:1。而2010年,哈尔滨教育部门规范清理18所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公助校后,学生要择校,只能去民办,择校小学生创下了二十取一的纪录。更令人担心的是,民办“名校”的种种“考试效应”极易传导到学前教育,给孩子们背上沉重的负担。
如果延伸来看,就会发现,当前各地对于择校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坚决禁止,一种是干脆放开。前者如杭州,结果按下葫芦浮起瓢。后者如北京,交费,数额统一。不过,事实证明,灰色人情、腐败暗影必让看似公开公正的标准形同虚设。
尽管“向左向右”都出现了问题,但并不存在“中间道路”。事实上,“零择校”是唯一的出路,关键在于要打破通过妥协和放开择校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回到政策和制度设计的源头上来。无疑,对于“叫停”这样的技术手段没有加以制度和政策的配套建设,以使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化,这是“零择校”面临诸多疑问和隐忧的最大原因。
“治理择校乱象不能光靠‘末端治理’。”这是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所言。他认为,“治本”之举包括:一是努力增加教育投入,义务教育法定支出不留缺口。二是加强薄弱学校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扶持发展一批民办学校,满足群众多样性教育选择。四是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让各个初中学生有公平选择机会。
这四点中,加大政府投入是重中之重。当前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失衡是最大的问题之一,内在原因主要还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显然,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一旦解决,资源不均衡的局面就有了改观的资本,义务教育经费就有了保障……当教育公平具体表现到一张课桌的机会均等上,就近上学才不会成为一件吃亏的事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到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4%,这是一个失约多年的目标,怎样实现?实现之后又如何用好?考验着政府的决心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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