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小康》记者陈勇

由于国内对伪造人民币刑罚极重，所以犯罪组织一般利用台湾、香港或者海外的高超印刷技术，在外印制伪钞，再通过海上、陆地与境内不法分子勾结走私，主要还是通过渔船走私 “洗钱”，从而得利。

“最近流行仿真度极高的100元假人民币，编号开始为HD90，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自2009年初始，这条消息在互联网各大论坛上开始流传：一批仿真度极高的百元假钞流入全国各省市，这批假钞都是HD开头，很多网友也都把自己的钞票拿出来逐一辨别。而与此同时，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以HD打头的假币，一时间人心惶惶。

几乎每年各地警方都会破获无数或大或小的“伪造人民币”案件，而案值金额也从几千万到过亿之间不等。然而，2009年伊始，以高仿真“HD”版百元假钞为典型的假钞风波迅速在大陆和港澳地区蔓延，更有直接指向来自台湾。

台湾特侦组前调查员苏玉麒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各方截获的HD90假币案件显示，台湾很可能是此次假币案的造假源头。而巧合的是，2008年10月8日，一个活跃于台湾与内地之间的假人民币集团在台湾被捣破，6名台湾人落网，台湾警方缴获假人民币达1亿多元。

1月16日上午，国务院反假货币联席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反假货币工作力度，采取综合整治措施，深入开展反假货币工作。并加大反假货币工作力度，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公众使用放心货币。

藏着假币的水果

从12元涨至24元再跌落回到10元，整个假币市场行情犹如股市般波动。对于刘晓辉来说，他并不懂K线图，只知道今天没有出货。他把手中的烟最后猛吸了一口弹落在地上，吹上一声口哨，带着大大的墨镜开着那辆无牌丰田车回去了。

刘晓辉是浙江人，平日里的身份是贸易公司老总。这个染着金黄色头发的三十多岁男人每隔几天便会到物流中心提货和送货。每次都会运几箱水果回去，有时候吃橘子，有时候吃苹果，吃不完的时候还会送给附近的街坊。

与其他做贸易的公司一样，他也在离物流中心不远处租了层楼，既当家又当仓库。平日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常运些水果回来之外，并没有表现出与常人有太多的不同。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是大概猜测他是个做贸易生意的，还有，很喜欢吃水果。

1月21日，义乌物流中心，刘晓辉一边取货，一边漫无目的地四处打量，这是他最后一次取货。刘晓辉告诉《小康》记者，现在风声太紧了，他要歇一段再说。他向记者透露，最高峰时一月能出20万的货，24元都未必能买到一张，而且是供不应求，现在10元一张都无人问津。他所说的“货”，指的是“假钞”。

取货后，他麻利地用小刀把胶带一割，立刻露出了一粒粒火红的苹果，但在装苹果的箱子底部却另有乾坤——箱子底部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夹层，夹层里面就是他想要的“货”。

刘晓辉干这行有些年头了，但他对自己的上家并不熟悉，只知道是个福清人。他告诉《小康》记者，干这行的一般都是单线联系，知道越少越好，对谁都有好处。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史宝科副科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私人夹带，借助火车、汽车等普通交通工具从事假币的贩运活动，而且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大多采用单线联系。“有时被查获的嫌疑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携带的是假钞，他只是被告知交货的地点和时间。”

刘晓辉知道卖假币犯法，但不知道会判多重。为了安全起见，不是熟客，他一般不轻易理会，只说“你打错电话了” 。他对记者表示，钱这东西，谁都喜欢。“再说，卖假钱比卖假药、三鹿奶粉好多了”，刘晓辉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好人，但始终也无大害。

事实上，假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市场。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加强和大三通时代的到来，人民币也允许在台湾岛内和港澳等地自由兑换。仅据台湾陆委会估计，光岛内的人民币现钞就将超过1000亿元。而目前已经开放大陆客观光，拥有的金额还会再增加，人民币流通市场也从过去的大陆一地扩展为两岸四地。有经济学专家曾指出，巨大的货币流通将滋生犯罪。

在一份来自警方公布的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境外黑社会伪钞集团已向内地投放假人民币达3亿元之多。

假币流通的秘密

如果不是刘晓辉自己也在ATM机中取到了假币，他还不会意识到连银行都已可能被渗透。从那之后，他便很小心地分辨每一张四巨头，并从淘宝网买了个便携式验钞机，时不时的验一下，虽然他自己是卖假钞的。

“现在的造假手法和胆子比以前狠多了。”从ATM机中取到假币的刘晓辉也在抱怨，还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解恨。

一位从事假钞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小康》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版”到90年代的“深圳版”再到今天的“台湾版”，整个假币制造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币最早出货是从香港转到内地。但自1995年起，内地已从单一的海上贩运入境发展到自制自贩，产、供、销“一条龙”，极个别的组织还发展到分工合作的家庭式作业。“早期大家胆子都小，主要采用了拓英复英套色描绘等简单工艺，制作粗糙，易于识别，而那时候的数量也并不大。”

这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国内对伪造人民币刑罚极重，动辄就处以死刑，所以组织一般利用台湾、香港或者海外的高超印刷技术，在境外印制伪钞，再通过海上、陆地与内地不法分子勾结走私，通过渔船走私 “洗钱”，从而得利。他还向《小康》记者透露，假钞到了国内后，一般国内组织会与银行内部进行勾结，再以各种方式试图从银行路线流通或者从地下赌钱洗掉。

这个说法得到了台湾特侦组前调查员苏玉麒的证实，这位调查员日前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声称，在台湾岛内，制造假钞的地下工厂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制版、印刷、运输、销售，井然有序。这些地下伪钞工厂，拥有一流的先进设备，伪造技术也十分高明。真钞中的红色和蓝色纤维、阴阳互补对印图案、手工雕刻头像、雕刻凹版印刷都能彷制得维妙维肖，甚至假钞厂可印出骗过提款机的“变造币”，印钞技术冠绝全球。

苏玉麒指出，台中、台南地区的伪钞集团一般会将成品运送到屏东、屏南等渔港交货，然后由渔船运送到大陆。这些渔船会选择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开往广东潮汕地区，与潮汕地区的大陆钞贩接头；另外一条路线是“小三通”，先到金门、马祖，再由金马两地伺机运送到福建、广东沿海。

据台湾媒体报道，2008年10月破获的一起高雄假币案主犯许晋诚在印刷过程中就已想好“销售计划”。于2008年初，先行印制了一批面额百元的人民币，然后再找人带着“样品”专程到大陆去寻找“买家”。由于其制作精良，几乎可以假乱真。不但光凭肉眼难以分辨真假，甚至还可以通过商用点钞机的“验证”，并有大部分假钞落入大陆沿海假钞团伙手上。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处董强副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假币流通明显呈自南向北的趋势，北京和上海成为大的集散地和周转站。

刘晓辉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小康》记者，董强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虽然他与上家联系不多，但以他这些年的经验判断，很明显是从台湾到福建和广东再至浙江，而后再由南自北的散开，福建和广东才为周转站，北京和上海只能算个集散地。

他表示，现在走货方式一般分为三种，物流、人带和水路。前两种现在用得比较多，靠单线联系，但数额都不会很大，风险也就低。而水路基本金额较大，但这是做大买卖的，风险性高，而利润也相对更高。一般会先用油板纸包装假钞，然后用黑色防水塑料袋捆绑七、八层，再沉入暗舱底层，上面放满渔货，这样就不容易发现。

一位业内人士向《小康》记者透露，大批量的假钞自海外带入大陆后，将会通过各种渠道和级次的“批发”分散成小批量，再设法流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然后进行扩散。而像刘晓辉这样的角色，只能算个“三线”，在他的上面还有“二线”和“一线”以及一个组织。

ATM机有无漏洞？

HD90打头的假币风波暴发后，多名市民都曾在各大银行的ATM机上取到假钞。对此，银行方面称是意外，因此，并不会为此买单。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行工作人员向《小康》记者表示，“柜员机装钞从最开始的出金库到最后装进机器里，一整套流程是非常严格的。装钞不但有两人以上的工作人员监管，并且全程都有摄像头监控，况且每台取款机都设有自动验钞功能，从中取出假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1月15日，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更是强调，商业银行验钞机和自动存取款机均能识别出该版假币，完全可以保证公众存取款的安全。

事实上，HD90的假币最大卖点为能骗过验钞机。有关专家曾指出，这与我国验钞机行业的国家标准相对滞后有关。我国现有120余家验钞机生产商，实行准入制度，按照1997年颁布的GB16999-1997人民币伪钞鉴别仪国家标准生产。但这套标准是针对当时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制定的，与现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的防伪特征相比，相对滞后。但他同时表示，自动存取款机的验钞功能远超过验钞机，且存款和取款箱独立，市民大可不必担心。

但根据记者的调查了解到，自动存取款机的性能并不如该专家所言如是完善。一名接近银行内部的人士向《小康》记者透露，自动存取款机存有漏洞。他告诉记者，该机的电脑主机分为两台，存款与取款各一台。而验钞性能上只有存款时能验，取款时并不能验。也就是说，该机在存取款验钞方面存有漏洞。

“如果在取款的时候，将真钞与假钞进行对调，那么就可能将假钞存入”。但该人士同时表示，这样的概率极其低微，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况且银行内部依然可以通过主机查找到存款人的资料。

对此，《小康》记者曾向中国人民银行发函求证，但并没有得到相关答复。该行新闻处一名负责人向《小康》记者表示，如果没有回复，就是无法核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对《小康》记者表示，人民币造假属于犯罪行为。HD90的假钞风波暴露我国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也说明了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交易活动中，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识别义务，将自己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通过自动柜员机转嫁给消费者。这是一种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他认为，这种现象值得立法机关和社会认真思考。公民不可能也不需要具备许多识别人民币的专业知识，专业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处理假币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如何做到以人为本，这才是关键。如果屈从于商业金融机构的压力，强化消费者的义务，减轻或者免除商业银行的责任，那么将会导致中国的国家货币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乔新生说。

打假之困

台湾特侦组前调查员苏玉麒告诉《小康》记者，在“HD90假钞风波”发生后，台湾警方已经开始加强打击力度。台湾调查局还专门特别开班、教民众如何分辨人民币的真假。

与此同时，1月20日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假币犯罪“09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会议上要求，将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河南、湖南、四川、安徽、云南、江西等10个重点省区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假币犯罪“09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对举报伪造货币窝点的，一经查实，奖励人民币30万元；对举报出售、运输、购买假币数额巨大的，奖励1万元至10万元；对举报在逃伪造货币窝点主犯和骨干的，一经抓获，奖励1万元至5万元。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警方便开始严厉打击假币犯罪。但一位长期参与打假的警员告诉《小康》记者，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打假，层层打，反复打，每次打假都大获全胜，但还是屡禁不绝。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福建、广东作为毗邻港澳台的地区，已是全国制贩假币最为活跃的地区。

他分析，中国的假币犯罪居高不下，案件频发，主要因为境外走私与境内伪造并重，多发地基本都以广东等东南沿海向西北、西南为主，且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犯罪手段花样翻新，如今更是假币种类多、涉及面广。

该警员还透露，一些执法部门的人，很显然也介入到了整个假币链条之中。往往打假刚一行动，组织就能准确获得信息，闻风而动，人去楼空。

乔新生认为，当前我国在打击假币犯罪过程中存在的金融机构责任过轻，也是导致假币泛滥的主要原因。他告诉《小康》记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收到假币之后，再次使用假币，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消费者方面的责任却过重，如果使用假币，轻则失去假币，重则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他认为，只有让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才会真正利用专业设备和技能，对付日益泛滥的假币。

乔新生强调，假币现象是一个国际普遍的现象。自从出现货币以来，造假现象就屡禁不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必须从源头抓起。如果发现商业金融机构使用假币，那么，商业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反之，发现居民个人持有假币，那么侦查机关应当鼓励并公民个人上交假币，但必须配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是破获贩卖假币或者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就该获得巨额奖励。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假币的问题。

2月5日，当记者再次拨打刘晓辉电话时，已成空号，国内质疑央行的声音还在继续。而据澳门媒体报道，澳门又出现了以TJ38字母打头的假币。街对面的食杂店老板又一次将贴在门上的假币告示重新更换，HD90、HB、FA、TJ 38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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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根据国际上反假币的经验，最常见的假币是列最大面额第二位的币种，例如人民币面额按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 100元、50元、20元等等，按国际经验50元应该是最经常被假冒的币种，但是在我国，100元的假币所占比例也非常大。而目前10元、5元、2元，乃至1元的硬币都曾被发现，并且有增多的趋势。

台版假币案

据历史资料表明，台湾印制假人民币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1949年8月31日，《解放日报》报道了第一起政治性伪造人民币案。主犯施子良等受白崇禧、汤恩伯指使，大量伪造人民币及中洲币，数量就达16900万元。

1994年4月至6月，台湾渔民陈其鹏、徐金狂、吕逸生、苏火明、林登峰等人，从台湾省以水路模式向大陆走私伪造的人民币3300万元，并将其中的1400万元在广东出售，流入社会。后来这起案件在警方查获时被喻为“建国以来破获最大的一起走私伪造人民币案。”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其鹏等五人的死刑判决，这也是中国内地首宗判决制贩假人民币的台湾人死刑案例。

2007年3月，台湾人陈国林、志忠从高雄邮寄一批面值达人民币95.25万元的假钞到金门，再通过另外两台湾人罗丞宏、苏义万海运到厦门。罗、苏二人雇请船工阿文帮忙，并付给“阿文”4000元人民币作为报酬。当阿文把货物搬到海边时，遇上了执勤的边防警察。随即罗丞宏、苏义万两人被警方控制，并因涉嫌走私假币罪由厦门市湖里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8年10月8日，一个活跃于台湾与内地之间的假人民币集团在台湾被捣破，6名台湾人落网，台湾警方检获假人民币达1亿多元。

(《小康》杂志)